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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j9跨境创业码了2000多个小时后，他终于为自己和当地的小农户码出了一套智能经营系统。

　　卡达武岛位于南太平洋，是斐济东部的一个火山岛，面积约41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一个北京海淀区；岛上坡地起伏，海岸曲折，山脊贯穿岛内，最高峰与八达岭长城高处齐高。

　　受地形影响，这里的村庄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，“何时来船”与“何时下雨”“何时换季”一样重要。农民必须要赶在货船开走前收割。

　　作物何时成熟是土地的事情，而它的成熟有没有“意义”，就要听大海的安排了。

　　他的父亲种了四十年地，三次获得卡达武岛“年度农民”的称号，还曾荣获斐济东部大区的“畜牧农民奖”。

　　卡达武农户们种植芋头、木薯、甘薯和卡瓦，前几样流向了家庭餐桌，卡瓦则流向了世界各地，是当地极重要的经济来源。这是一种胡椒科植物，其根部经过干燥、捣碎、揉洗、过滤，将被制成某种神秘棕色饮料。

　　他回到家乡，当七个雨季越过卡达武岛的时候，他在热带气旋、干旱以及与收购商的周旋中学习务农。

　　比如，作为小农户的Cody常在寻求当地金融机构或政府项目支持时遭到拒绝。

　　这样的问题并不算太荒谬，因为一个农民的农事或曾在笔记本上被记录过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什么。

　　Cody说，整个斐济约有8.3万名农户，84%都是小农户。其中大量的农户缺少稳定的采购关系、融资渠道和规范的生产记录——与此同时，这个国家每年进口11亿斐济元的食品，食品出口额却仅为2亿至3亿斐济元。

　　这中间存在断层：买家找不到可靠的供货者，农资供应商找不到需要自己的农户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量投入后又不知道具体产生了什么效果。而农民，被夹杂在这些关系中间，往往要自己寻找下一笔资金和买家。

　　Cody想到，自己或许可以开发一个产品，把农场每天的工作记下来，再让这些记录流动起来，被需要的人看见。

　　不过，请人开发产品需要钱，而Cody手里的钱要留给下一个产季。并且，就算找到了开发者，就能沟通清楚需求吗？农民农作的很多需求都是隐性的啊。

　　船期会影响收割时间；一份喷药记录要在四个月后仍能找到才算有用；亲友前来帮工未必留下工资单，却同样构成一季的成本……

　　Cody丝毫没有计算机基础。最初困住他的甚至是“寻找学习资料”而非“配置开发环境”。因为他不知道该输入什么检索关键词，也不知道搜索结果与自己要做的产品有何关系。

　　AI后来加速了这个过程。遇到问题时，他可以直接询问接下来该学什么，“缩短了从未知到已知的距离”。

　　就这样，Cody白天去农场照料作物，夜里继续学习软件开发。仅仅做出一个能够使用的产品原型，他就花了2000多个小时。

　　种地的人擅长观察。植物发黄、枯萎时总会显露蛛丝马迹，供农人判断哪里出了问题。

　　但刚开始接触编程时，Cody却完全不明白程序为什么失败，代码也根本不care他是不是凌晨四点还在焦头烂额。

　　干脆别管了回去种地吧！他常想要放弃，但种地时遇到的那些问题，又会再次把他推到电脑前。

　　就这样，Cody在痛苦挣扎中逐渐搭起来了一套叫“Teivaka”的系统。

　　在Teivaka里，农户可以记录种植、用工、农资投入和资金往来，也可以学习课程，发布农产品信息，寻找买家，与供应商或机构联系。

　　系统中的AI助手则会依据斐济本地的土壤、作物、季节和农事规则提供建议，也能够读取农户自己的生产记录。

　　比如，当卡达武岛进入一段干旱期，AI助手会建议农户分批种植，避免把整个产季押在同一个月里；水源有限时，优先照顾受旱后难以恢复的幼龄卡瓦；必要时推迟播种，避免白白损失种苗。

　　诸如此类的种植、投入、用工、收获和交易留下的记录，将逐渐汇成一份按时间排列的农业档案。

　　Cody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“农业护照”，农户可以决定是否向银行等机构开放查看权限，由机构自行核查、作出判断。

　　目前，Teivaka以两座自营农场为试验场，正在组织首批100名用户参与，其中一半是农户，其余包括买家、供应商和机构人员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一个产季，要回答几个实际问题：农民是否愿意持续记录，记录是否可靠，机构是否接受。

　　就这样，带着Teivaka和这些尚未验证的问题，Cody来到杭州参加2026全球农创客大赛。

　　大赛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、浙江大学和拼多多联合主办，迄今已有六届，而Cody的项目入围了大赛首次设置的“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组”决赛。

　　他很想向拼多多请教——这家根植农产品业务的电商平台，成功地将分散的小农户与更大的市场连接了起来。

　　Cody想知道，最初，在没有农户从中挣到钱时，怎样让第一批人愿意尝试？消费者需要看到什么，才肯购买一个素未谋面的农民种出的东西？

　　2026全球农创客大赛共收到来自49个国家的191份独立申请，其中137个项目符合参赛条件。最终，13支团队进入决赛，包括8支全球组团队和5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组团队。

　　这些项目最初面临的困境各不相同，但它们大多源自一个矛盾：当地并不缺少可利用资源，但资源却没有转化为人们可以获得的食物、收入或发展机会。

　　作为西爪哇北部最大的鱼类产区之一，渔村整日被高品质的鱼类包围，然而这里的许多儿童却长期营养不良，发育迟缓。

　　尽管渔船每次都会带回大量渔获，但由于渔民需要尽快获得现金，常把其中高品质的鱼卖掉。

　　留在本地的低值鱼，多被简单制成鱼干或咸鱼，由于这些鱼多刺、腥味重、处理麻烦，很多渔民更愿意食用方便食品。

　　印德拉马尤的另一种悖论发生在当地的女人身上，这些女人大多一辈子生活在渔区，却很难成为渔业价值链中的生产者和受益者。

　　出海捕鱼大多是男人的工作，妻子只能在家里干等着丈夫回来，祈求渔获的同时更祈求买家们的到来。

　　Berikan Protein，这家由女性担任CEO的机构同时捕捉到了这两种困境，随之启动渔业女性赋能项目。

　　她们从价值链中被浪费掉的环节切入，使用酶水解技术，把低值鱼中的蛋白质制成鱼蛋白原料，再用于食品开发。

　　通过将鱼蛋白加入不同的食物中，在勿里洞岛，她们做出了鱼蛋白面条，而在印德拉马尤，则做出了鱼皮零食。

　　△印德拉马尤沿海社区的女性加工渔获｜图源Ocean/Berikan Protein供图

　　三年间，她们处理了72万公斤低值鱼，帮助6479人获益，产生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。

　　之后，项目面向30名渔民妻子开展技术培训，不仅帮助她们学习制作鱼蛋白面条和鱼皮零食，也开展包装设计、食品备案、基础经营和销售等系列培训。

　　不过后者的培训并不理想，团队随后改变了分工，让女人们继续负责自己熟悉的生产和线下销售，让社区中的年轻人帮助她们进行数字营销，开拓线上渠道。

　　目前，她们的产品已经走出了印德拉马尤的小社区，走到了雅加达、万隆和巴厘岛。

　　尽管技术进入农村、渔村的形式各不相同，但最终都要经过相似的检验：劳动者们是否愿意采用它，以及技术周围是否存在一套能够让它持续运行的关系。

　　中国拥有庞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，生产端却长期由小农户构成，占到了全国农业经营主体的98%以上。

　　过去，收购商、批发市场和合作社承担着这样的连接；农业电商出现后，又增加了一种组织方式。

　　在拼多多，这种尝试被称为“农地云拼”。土地仍然分散在各家农户手中，消费端的零散需求却可以先汇集起来，形成相对集中的订单，再由商家、合作社和产区组织供应。

　　因此全球农创客大赛并不只有现场路演一天，入围团队除了准备路演，还要参加共创工作坊，接受国际组织、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辅导，并与投资机构及农业企业交流。

　　拼多多则分享农产品市场、产消连接和平台规模化过程中的产业经验，依托“千亿扶持”计划为农业创新技术和模式提供支持。

　　平台在长期经营中积累的经验，原本只存在于业务流程和从业者的判断中；只有把它们整理出来，说明它们因地制宜的成立条件和曾走过的弯路，才能成为全球农创客者们所吸收的公共知识。

　　Cody最终没能从杭州把农创客大赛的奖杯带回斐济——他的项目还在落地阶段。

　　但这些问题的解法，属于斐济的8.3万名农户，也属于世界各地仍在等待被市场看见的小农户们。